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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9日轻兰映画,日本著名电影导演、编剧佐藤纯弥因并发多重器官衰竭,病逝于东京寓所,享年86岁。活跃于上世纪60至80年代的佐藤导演,曾以名作《敦煌》夺得1988年日本学院奖最佳电影、最佳导演两项殊荣。由他执导的电影《追捕》在70年代末的中国引发过空前轰动,成为整整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杜丘你看,你看多么蓝的天啊。一直走下去,你就会融化在蓝天里,走吧,一直向前走,别往两边看……”

1978年,一部由高仓健、中野良子主演,上海电影译制厂译配的日本电影《追捕》在中国大陆公映,引发了始料未及的巨大反响。它的台词意境、画面风格和主人公的说话方式,对看惯了“八个样板戏”以及屈指可数的革命题材影片的中国大陆观众来说,是极陌生、也是极新鲜的。

《追捕》剧照

刚毅沉默的杜丘检察官,阴谋与爱情交织的情节设置,男女主人公在新宿街头策马飞奔的浪漫场景……所有这一切造成的文化冲击和震撼,使得《追捕》(原片名为《你一定要趟过愤怒的河》)这部在当时的日本仅仅属于普通动作惊悚类电影的作品,一跃而成为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高仓健所塑造的硬汉形象,女主人公真由美直白热烈的示爱方式,乃至以电子合成器制作的主题音乐《杜丘之歌》,不仅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中国大陆电影人的文化启蒙,更与邓丽君的歌曲以及《大西洋底来的人》一道,构成了标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文化符号。

《追捕》海报

作为《追捕》的导演和编剧,佐藤纯弥未必会认为那是他本人最引以为豪的作品。事实上,尽管1976年在日本上映的《追捕》在当年取得了2.4亿日元的票房,但它在权威的《电影旬报》评选的年度影片排行榜上仅仅位列第18名,很难称得上出挑。万人空巷争睹《追捕》,与其说是倾倒于其内容,倒不如说是国门重开之后,禁闭于真空状态已有时日的普通文艺爱好者和知识精英面对异域文化带来的新鲜感以及震撼力,陷入了一种“知觉失能”的特殊状态。今天看来已经毫无新意的一些细节和剧情,在当时却仿佛是自另一个世界破门而入,兼有情感认知、生活方式和电影艺术三个维度的启蒙功用。这也只能是特定的时势造成的景象。

《追捕》剧照

在1978年和《追捕》一同作为首届“日本电影周”展映片目在中国大陆上映的,还有另外两部影片《望乡》以及《狐狸的故事》(纪录片)。它们虽然也曾引起过一定关注,但在话题性上从未达到可以和《追捕》相提并论的水平。这主要是因为《追捕》乃是一部标准的商业电影,天然地具有易为大众所接受和认可的特质:哪怕它还不够出色。无独有偶,在1994年最终获准登陆中国大陆电影市场的第一部好莱坞进口大片,也是一部称不上十分出色商业电影《亡命天涯》。更为巧合的是,它的题材和《追捕》一样都属于犯罪惊悚类。

2005年12月8日,日本东京,导演佐藤纯弥(图 | 视觉中国)

晚年的佐藤纯弥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直到2014年高仓健病逝、中国民间的悼念声浪回传至日本,他才真正意识到“《追捕》原来已经成为中国影迷心目中不可磨灭的记忆”“高仓健在中国原来这么有影响力,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

对他本人而言,《追捕》走红于中国的直接结果,是使他获得了受到中国领导人接见的机会,并得以在1981年执导第一部中日合拍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该片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10周年的纪念影片,汇集了孙道临、三国连太郎等一时群英,曾荣获1983年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日本电影学院奖优秀作品奖等诸多奖项。继该片之后,取材于井上靖同名小说、在中国西北取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协助制作的《敦煌》,更是使佐藤收获了个人作品票房和荣誉的最高峰,成为影史留名的一代经典。

《敦煌》剧照

而那段中日电影界频繁往来、密切合作,中国民间对日本电影和日本文化怀抱仰视姿态的蜜月期,在今天已不可能复制。追本溯源,《追捕》的风行,原本便是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两国政治接近的副产品;“《追捕》热”“杜丘热”的中心,也只在少数大城市的年轻居民中。这种上有官方引导和默许、中有知识精英阶层出头引领、下有普通电影爱好者追捧的特殊氛围,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本土商业电影大潮的兴起,特别是电影市场消费主体质地的变化和发声媒介的日趋多元,势必发生嬗变,直至最终被雨打风吹去。

而刊登在1982年9月号的《大众电影》杂志封面上,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两位主演沈冠初和绀野美沙子出镜的那张两国演员合照,也就和佐藤纯弥在当时的几部代表作一起,变成了那个黄金时代的缩影。

但作为电影导演和编剧的佐藤纯弥,其贡献远不止于那部《追捕》,远不止于他和中国之间的牵绊。

在日本电影圈活跃超过40年的佐藤,有过一个著名的绰号“超大(制)作先生”。他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无不以场景宏大、制作精良而著称。除去与中国关系颇深的《敦煌》等作品外,佐藤的其他几部代表作《新干线大爆破》《人证》《男人们的大和》等在票房和业界反响上都相当不俗。而在来华接替年事已高的中村登导演执导《一盘没有下完的旗》之前,佐藤纯弥刚刚迎来自己的事业巅峰:作品《野性的证明》在1978年上映后一举拿下了21.8亿日元的票房。此前的十多年里,通过拍摄商业类型的“暴力片”,这位东京大学文学部的高材生已经积累了超过15年的业界经验,并获得过1963年日本学院奖最佳新人导演奖的荣誉。

《野性的证明》剧照

“暴力电影”(ヤクザ映画)或者说“仁侠电影”,是日本特有的一个片种类型,许多活跃于“二战”后的知名导演都拍摄过这类影片。即使是不懂日语的中国人,也能从片名里的汉字里窥见“暴力”“极道”“组织”“袭击”“组”等种种令人心惊肉跳的字眼。佐藤纯弥最初十几年的电影人生涯,基本上便是在这些字眼里打转。

当然,虽说都是拍“暴力电影”,各个导演的风格并不相同。执导过高仓健主演的《网走番外地》系列、红极一时的“暴力电影”导演石井辉男,其主题风格偏好任侠和怪异;而佐藤纯弥的风格则更加接近正统的商业类型片。在熟稔了暴力、警察和帮派械斗题材之后,以《新干线大爆破》和《追捕》为转折,他的电影风格开始重新转向正统庄严叙事。这也使得佐藤逐步被归入和深作欣二、山本萨夫以及降旗康男相近的导演类型,成为宣扬民族文化精神与男性尊严的正统商业电影巨擘。“超大作先生”之名也逐渐广为人知。

《新干线大爆破》剧照

日本大制作商业电影,往往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特点:其制作阶段投入的金钱之巨、人力之多、场景之宏大,导致影片本身也具备了一种凛然的气质。大规模的制作成本令拍摄电影变得犹如指挥一场超大型战役,“皇国兴废,在此一战”的庄严感与大片气质,在制片人(总指挥)、导演(监督)乃至每一个演员身上都有所折射。就这一点而言,“超大作先生”佐藤纯弥的分量可以和只拍大制作的森谷司郎相提并论;佐藤的代表作《敦煌》《男人的大河》壮美肃杀的气质,也完全可以和森谷司郎的《八甲田山》《海峡》相媲美。日本电影界曾有云,“非大制作不能成全森谷司郎”,这句评价同样也可以套用在佐藤纯弥身上。

换句话说,佐藤纯弥代表着战后这一代日本商业电影导演身上一种永远拼搏的精神,一种永不言败的斗志。《追捕》中杜丘的性格特质,也是佐藤本人的写照。他不像黑泽明那样怀疑人生,也不像小静安二郎那样关注小人物,而是以惊人的斗志去直面艰苦的“男人的人生”轻兰映画,其个人气质和代表作的类型可谓高度契合。也正是这种专属于战后那一代人的好胜心,支持着佐藤纯弥在度过电影生涯的巅峰之后,继续常留在第一线。

2005年,73岁高龄的他再度以编剧兼导演的身份拍摄了当时日本制作费用最高的电影《男人们的大和》,在投资超过25亿日元的情况下收获了50.9亿日元的票房。到了2010年,当佐藤担纲执导他最后一部大制作电影、动员超过8万人参与拍摄的历史大片《樱田门外之变》时,已是整整77岁高龄。

《樱田门外之变》剧照

如同去世于片场、工作至生命最后时刻的深作欣二和市川昆,那一代高龄日本电影导演,仿佛普遍抱有“片场即战场”的执念,一定要将生命的最后时刻留在自己毕生热爱的工作现场。佐藤纯弥亦然。对一个以“战斗至死”作为人生信条的老人来说,这大概也是他最满足的离开世界的方式吧。

(作者为电影导演、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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